在我们的印象中，那些高度自由化的竞争性民主国家，劳动者权益保护一般不会太差。然而，就是在一个这样的所谓民主国家——墨西哥，劳动者的周均工作时间居然为42.6小时，其中约23%的人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人均年工时达到2215小时。 墨西哥的劳动权益保障做的这么差，很大程度上与革命制度党一党主导时期的政治遗产有关。从1929到2000年，PRI对墨西哥实现了长达71年的连续执政。后来，为了实现长期统治，它必须将普罗大众都纳入党和国家主导的半官方组织，分别是所谓的工人部门、农民部门和人民部门。国家会向这些部门提供资源补贴；作为交换，部门领袖要帮助国家实行协商、控制、信息收集等功能，并接受国家对领导层决策的干预。 一方面，从社会保障制度来说，既然党国通过不同部门组织来吸纳社会群体，福利安排便容易沿着这些组织的边界逐步建立。一党主导的社会保障肯定重点围绕那些组织能力最强、也最有可能影响政治秩序的群体——也就是城市正式部门的雇员展开。在PRI执政51年后的1980年，仍有57%的人口不是任何社会保险机构的权利人。 工会领导人地位依赖政府承认，而非普通会员授权。政府给予其领导层住房福利乃至议员候选资格等优渥资源；作为交换，官方公会要协助PRI进行政治宣传并提供稳定票源，在劳资关系上则要约束工人们的工资诉求，并维持所谓“劳工和平”。与其说他是工会，不如说是“监工会”。 吊诡之处也就在这里，2000年，国家行动党击败革命制度党，标志着墨西哥向政党轮替的竞争性民主制度转型。虽然政治转型了，可真正关切到普通老百姓福祉的劳动民主却迟迟没有到来。墨西哥劳工制度研究者本苏桑评价道，2000年以后，国家法团主义并没有随着革命制度党下台而瓦解，社保体系改革迟缓，工会依旧严重受到国家行政干预。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但，这还不足以回答，明明墨西哥有超过一半的人是这一路径的受害者，在理论上，这些人完全可以团结起来，凭借人数优势用选票将代言人送进地方和中央的行政立法机关，再通过立法重新分配社会保障、改革工会制度。可这种多数优势为什么迟迟没有转化成相应的政治力量？ 首先，是生产位置的异质化。然而，非正规劳动者往往分散在小型的、数量庞大的生产空间中，一个家政工可能整天独自在某户人家工作，长期处在被私人住宅隔离的状态；农业工人则随季节在不同州和农场之间迁移。这使他们无法围绕一个清晰稳定的雇主展开组织建设。异质化的生产位置进一步形塑了政策偏好的复杂化。因此，非正规身份不会自动生产出统一的左翼意识，一个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发现，非正规劳动者确实略微更倾向左翼，但差距最多只有约3个百分点。 这就来到第三点，政党政治的选举化。如今墨西哥的大多数左翼政党，都是在解除党禁、开放选举前后组建的。这意味着，他们在组织根基薄弱、意识形态松散的时候，就需要马上面临选举考验。那么政党的政治人物也就倾向于迎合群众短期的利益诉求，而不是花费巨大成本去克服碎片化的现实。 一方面，确实可以给非正规劳动者普遍地增加福利，但没有功夫协调这一群体内的种种诉求差异，更没有必要得罪公务员和正规工人，因而只能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做小修小补的增量改革。 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不同非正规就业群体，政党往往沿用既有的恩庇主义网络，以协助解决局部、短期的问题换取选票。假设一个街头摊贩头人能够动员500名摊贩，各党就可能拿执法宽容、经营许可或其他具体资源与他交换支持。但你可千万别把这理解成头人为民请命，他争取来的利益未必平均分配，成员却一定会因为不服从而承担明确代价。 真正深刻的制度改革，需要一个强组织、强纲领的政党主动把这些彼此分散的现实诉求汇聚成共同的社会权利，只有愿意承担这种漫长而昂贵的组织工作，人数上的多数，才可能真正转化为政治上的多数，形成可观的问责压力，并进行深水区的存量改革。 反观巴西劳工党，他成立的时候巴西军政府尚未退场，无需面对选举诱惑，做的是最笨、最慢的组织建设工作。早在1979年的《原则信》中，劳工党就把自己的任务明确表述为，克服工人阶级力量和社会运动的“原子化与分散”，把基层组织建立到“工作场所、市镇和社区”，并提高群众的“动员、组织与意识”水平。 早在体制转型前，墨西哥政治学者就提醒，选举竞争只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一张选票不会自动把臣民变成公民，根本的标准，还是得看民众组织并捍卫自身根本利益的意识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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