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年的白皮书，全国有基督教新教信徒3800多万人、教堂及聚会点约6万处，另有天主教徒约600万人。河南农村信仰基督宗教的人口比例达到8.1%，是广东农村的16倍。江苏徐州教会人士披露，全市已有20万余名基督徒、500多处堂点。云南怒江福贡县有4万多名基督徒；赤恒底村信徒比例高达91%，几乎覆盖整个村庄。 为什么在奉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中国的农村，基督教如此盛行？党建缺位，或者说，是基层村组织的退化。 首先，是社会基础的空心化。 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通过生产队参与集体生活。然而，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解体。1978年，全国乡村常住人口约7.90亿，2025年已经降至4.51亿；同年，外出农民工达到1.80亿人。一方面，大量青壮年和乡村精英外流，村庄越来越难以形成稳定的公共事务参与群体；另一方面，留守农村的老人仍然需要社交互助和公共文化生活，原有的集体活动却已失去了组织基础。 其次，组织联系的悬浮化。 国家从2000年开始试点农村税费改革，2003年全面推开，最终在2006年彻底取消农业税。这无疑大幅减轻了农民负担，但也改变了基层政权的财政依赖结构。2006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家周飞舟在《社会学研究》发表《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指出过去依靠向农民征收税费维持运转的基层政府，开始越来越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基层干部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争取上级资金和政策支持上，政府与村民的日常利益联系反而有所疏远。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国家重新向农村投入大量资源之后，这种悬浮的状态能否得到改变？ 这就谈到第三点，组织运作的行政化。 仅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就达到1770亿元。上级政府便将越来越多的工作任务和考核指标层层下达。村级组织越来越像行政体系向下延伸的执行机构，而非村民基层自治机构，原本需要村干部与村民共同商议的公共事务、自治事务，逐渐转化为干部执行、群众接受的行政任务。2022年，《半月谈》刊登《全职村干部，官瘾有多大》，文章中的一位江西村支书透露，乡镇每年对村委会的考核涉及8大项、40多个小项。自己“九成精力投入行政，一成时间联系群众”。 其他民间组织便可能填补余下的空间，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就是具有强烈传教传统的基督教会。《新约·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耶稣向门徒发出所谓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在农村的熟人社会里，基督教的传播表现为老人带新人、新人又带老人的裂变式链条。1990年代，陈村新增的19名基督徒中，17人都是通过村内传播而皈信的。 然而，光有吸附远远不够，农村居民能否长久地信教，还取决于宗教组织的吸纳能力，简言之，它能否满足居民日常生活的种种需求。 一方面是功能吸纳，即通过互助与公共活动，满足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需求。 鄂南仙崖村有位孤寡老太太，教会里的其他信徒便主动帮她挑水、打柴，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还有教徒轮流照顾她的日常起居。更值得注意的是，村民在教会中还能重新成为公共生活的组织者，而非仅仅是被动参与者。2000年，鄂东南妇女胡某主动将自家堂屋改造成聚会点，由自己负责组织活动；胡某家还为参加活动的教徒提供免费午餐。 另一方面，则是意义吸纳，即为村民提供一套重新理解自身处境和人生价值的解释体系。 许多农民最初信教，并没有多么复杂的神学认识，无非是希望治病、求财、保平安，谁灵验就信谁。马庄的调查显示，50名教徒中，高达84%的人表示，自己已经不再那么在乎外界对吃穿、金钱、地位等方面的评价。例如，一位三十多岁仍未结婚的男性教徒杨亚兵，过去看着同龄人一个个成家生子，自己却始终找不到对象，感到非常丢脸，在村里抬不起头，甚至一度产生轻生的念头。可是信教以后，他逐渐放下了这些执念，用自己的话说：“现在觉得也没什么，一个人开开心心就行了。”学者2017年对苏北望村的调查，就记录了一位宋姓妇女的经历。由于识字不多，她专门跑到村里的小学旁听拼音课程，借助字典阅读《圣经》。她说：“作为上帝的儿女，我应该把全身心都交给上帝。”马庄调查中，68%的受访教徒认同，信主是为了灵魂得救、死后进入天堂。 它至少从政治组织学的意义上提醒我们，一个基层组织能否有效吸纳群众，最终取决于它与群众建立了怎样的持续性关系：具体来说，要看组织能否在群众遇到困难时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能否让他们主动参与公共事务、发挥自己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主体性，以及，能否让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失意受挫的人，重新找到自身的尊严与生活的盼头。行政资源固然能够改善基础设施、维持组织运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但最终，只有让群众真正成为其中一份子，基层组织才能扎根于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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